公武合体与皇女和宫

樱田门外之变发生后，德川幕府希望将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逐渐融合，于是提出“公武合体”政策。标志是希望作为政治婚姻，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给将军德川家茂。

当时和宫已有婚约在身，幕府方面再三苦劝其“降嫁”（即下嫁），最终得到了孝明天皇的允诺，与此相回应，幕府承诺“七八年或者十年内‘破约（取消通商条约）攘夷’”。然而幕府究竟打了场空算盘。

1861年11月，皇女和宫从京都的御所出发，次年1862年3月在江户城举办婚礼。

婚礼前一个月，老中安藤信正登城途经坂下门外，路遇反对这桩政治婚姻的水户浪人袭击，安藤受伤，史称“坂下门外之变”。

随着针对幕府高层的袭击增多，幕府政权影响力逐渐式微，长州、萨摩两个最强的外藩渐而入主中央政局。

1861年，长州藩直目付（官名）长井雅乐公开与中央相左，提出主张开国的“航海远略策”。旨在使朝廷和幕府双双抛弃怀疑，学习外国长处，提高国力，进而制霸5大洲。

萨摩藩亦有所行动。1862年5月，藩主之父岛津久光（1817-1887）率领1000部众抵达京都。为了营造公武合体的态势，向朝廷上奏“幕政改革”，提出重新考虑人事任命，又与敕使一同前往江户。

幕府在朝廷派出敕使压力之下，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松平春岳为政事总裁。

至此，天皇恢复权威，任命幕府人事。另一面，朝廷地位上升，幕府式微造成了“敕命”大于天的局面。

政治舞台从江户移往京都，朝廷、德川幕府、豪强外藩3股政治势力争夺主导权的博弈正式展开。

“尊皇攘夷”之思

与“公武合体运动”并行的，还有“尊皇攘夷运动”。

当时所谓“攘夷”，将普通国民也包含在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由于开国，物价飞涨，使得国民萌生“怨恨欧美人之情”。其次，不少欧美人散布言论，认为“日本人是可蔑的、未开化的人种”（中村彰彦，『幕末入門』，中公文庫）。

就连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汤森·哈里斯也认为，日本近代化进程迟缓，属于“半开化”的国度，故而在条约的制订上，从未打算将日本置于平等的地位。

《国史大辞典》如此解释“尊皇攘夷运动”的词条：

“尊王论和攘夷论，原本都基于封建时代的名分思想，前者是指对于天皇这一名分制顶点的高度尊崇，后者指视自己为中华，而将他国做为夷狄加以排斥的思想。”

在江户后期，水户藩极力鼓吹这一思想，这其中又以会泽正志斋和藤田东湖为魁首。

德川光圀（1628-1700，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家康之孙）曾命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从这位藩主时代始，水户藩即强势推崇“尊皇思想”，乃至诞生“水户学”。

会泽正志斋正是参与《大日本史》编纂者。1824年，英吉利的捕鲸船员大举登陆藩领地之时，他担任笔谈译员。次年（1825年），会泽著《新论》一书，论及对外危机下的国防政策，建议改国体，令天皇大权在握。

1858年日美通商条约缔结，使尊皇和攘夷有机会成为一体。

违反天皇意愿的敕命即是违反“尊皇”理念，通商条约亦不平等，故而要将幕府移到“破约攘夷”这条路上来——以此为背景，一场名为“尊皇攘夷”的政治运动正式展开，这场运动极大冲击了幕府，倒幕进入公开阶段。

1862年8月，上文提到的长州藩，改变“航海远略策”，领导倒幕各藩统一提出破约攘夷的口号。佩里黑船事件之后日本熊熊燃烧的对抗外国之心，被吉田松阴处刑事件激起，成为攘夷运动的先头军。

攘夷风暴狂卷

“斩异人”（杀死外国人）事件后，攘夷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1861年1月，汤森·哈里斯的官方译员亨利·胡思肯（荷兰人）遭江户城内的攘夷派浪人暗杀，幕府随即向牺牲者母亲赔偿1万美元。同年7月，水户藩浪人又袭击位于高轮东禅寺的英国领馆，造成多名官员受伤。

1862年9月，又发生著名的“生麦事件”。

岛津久光的队伍行至横滨生麦村，与英国商人团队擦肩而过并未下马，后者状告萨摩的藩士们“无礼”。

英吉利方面要求引渡相关犯人，并向幕府及萨摩藩索取赔偿金。当时幕府的外交方（相当于外交部）中，有一个人参与该赔偿要求公文翻译，他就是福泽谕吉。根据福泽后来所撰《福翁自传》记录，由于事态紧急，对于是否支付赔偿金，“在江户城内造成的轰动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影响”。

翌年（1863年）1月，长州藩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人又将在建的英领事馆付之一炬。

另一方面，在京都，尊攘派的志士和浪人频繁活动，相继斩杀公武合体派和开国派的公卿。公武合体运动中活跃的岩仓具视，也被警告“天诛”而离开宫中，不得不隐居。

长州联合朝廷内的强硬派，向幕府派遣敕使，强硬要求“攘夷断行”（无论如何也要攘夷）。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也无奈中决定一反常态上洛，这是继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以后，229年内头一回上洛。

1863年4月，天皇谕示：“为了攘夷成功要尽力”，随后为了“攘夷安民”，天皇亲临贺茂神社，参与祈愿活动。

文久三年（1863年）6月25日，德川家茂不得不打破“破约攘夷”承诺，幕府方随后向英吉利支付生麦事件的44万美元赔偿金，同时通告解除对各国公使的各项条约。

但围绕“破约攘夷”的行动和主张也有所不同。

历史学者佐佐木克所撰《幕末史》（千曲新书）指出，当时主张分为两派：一为强硬论，“要求不惜使用武力，以强硬姿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为稳健论，主张“力避武装冲突，寻求外交谈判解决争议，在难以全面废除条约前提之下，努力实现天皇希冀的‘横滨锁港’”。前者代表人物系长州一部分公家；后者则是松平春岳、山内容堂、岛津久光等人。

下关攘夷战和萨英之战

在幕府确定的攘夷期限之日（即6月25日），长州突然炮击穿越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两周后，法国军舰也享受同样“待遇”，再之后是荷兰的军舰。与此相对，7月16日，美军舰“怀俄明号”攻击下关炮台和长州军舰，作为报复；战斗的结果是，长州所有的三艘军舰不被击沉，即被重创。

（萨英之战——日本的鸦片战争）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南北内战时期。林肯发表解放奴隶宣言，葛底斯堡战争取得胜利。北军“怀俄明号”原本是为追击南军战败逃亡亚洲的军舰，结果听闻日本局势恶化，而奔赴过来。（古川薫，『幕末長州藩の攘夷戦争』，中公新书）

就在美舰只报复性攻击4天之后，法国亚洲舰队亦派出2艘军舰，以炮火压制长州炮台后，法军派出陆战队70人、海军180人登陆，在沿岸村庄放火。

攘夷战初战告负后，高杉晋作开始组建“奇兵队”，以抵抗外国军队名义募集民兵。

此外，8月15日，英国派出战舰7艘入侵鹿儿岛湾，作为对生麦事件的报复行动。萨摩藩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扣押并交出指定的暗杀者，支付赔款。战争一触即发。

萨摩藩受到英炮火猛击，鹿儿岛市中心被完全摧毁，所有炮台尽数毁坏；英方一名舰长被击杀，另有超过60名死伤者。萨摩藩不得不讲和，向幕府借款，支付赔偿金。

新选组之近藤勇

萨摩英国之战一个半月后，京都朝廷决定阻击长州藩的激进派。1863年9月30日，会津藩联合长州藩中主张公武合体的力量，成立联盟，共同弹压朝廷内激进尊攘派公卿。

联盟加固宫廷各门的防御，将激进派公卿困于城内，一网打尽。

三条实美（1837-1891）等7人，以“勾结长州藩，共同发布忤逆天皇意愿的伪诏”名义免职，流放长州。此所谓“七卿落马”。

幕府在尊攘运动最为盛行的1863年，抽调实力军，由负责拱卫京都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1835-1893）领导，成立“新选组”。组长近藤勇（1834-1868）出生于武州多磨郡，在江户牛込开设“天然理心流”道场。为保护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上洛，他在道场中为幕府广泛募集浪人，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教授土方岁三、学校校长冲田总司等人也参与其中。

新选组的存在，使得长州藩士和志在勤王的浪人们大为震动。1864年7月，近藤勇率人袭击位于京都三条的旅店“池田屋”，杀伤了其中的尊攘派浪人。此举激发了长州藩的斗志，极大了影响了历史进程，当时长州藩驻京都代表桂小五郎（即后来的木户孝允）也面临危险，紧急出逃。

四国联合舰队来袭

日本全境各地都持续暴发尊攘运动。

1863年11月，原福冈藩士平野国臣等人袭击了但马的生野代官所（“生野之变”），这次行动是为呼应“天诛组之变”：一群土佐藩士袭击了大和五条的代官所，但旋即被镇压。1864年5月，水户尊攘派藤田小四郎率领旗下“天狗党”，在筑波山举兵倒幕，但进军至越前，即遭镇压。

此外还有“池田屋之变”“禁门之变”（又称“蛤御门之变”）等多次脱藩倒幕事件。

8月24日，幕府正式发起讨伐，征讨目标是长州。接踵而来，9月5日，英国率法、美、荷共计派出17艘舰艇的联合部队攻击长州和下关的炮台。目的是迫使长州解封关门海峡。

此时，偷渡至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匆匆回国试图阻止列强攻击长州，然而与英国使馆方面的交涉并不顺利。

9月8日，长州败战，与联合舰队方面讲和。

长州派出高杉晋作作为谈判代表，由伊藤博文任翻译。根据联合舰队方面翻译员后来的传记，高杉晋作态度“极为傲然”。面对联合舰队方面提出赔偿300万美元的要求，高杉回复，长州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筹集如此多赔偿金。四国于是勒索日本朝廷，最终协议打开新的通商口岸。

长州和萨摩与列强的一番交战，让攘夷派认识到：“刀剑时代”已经终结，当时阶段靠武力无法攘夷。想要攘夷成功，只有开国以富强，再图与世界对峙。

对于幕府的征讨，萨摩派出西乡隆盛讲和，长州藩三名发动禁门之变的家老切腹自杀。至此，征讨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