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攘夷运动之终结

幕府末期日本的政局愈益走向尽头。这一点上，让我们来回溯1863年（文久3年）日本与列强之间的动向。

1863年 6月 长州藩武装在下关海峡炮击美国、法国、荷兰舰只

             7月 美国、法国军舰炮击长州

             9月 朝廷发生政变，长州的攘夷派被赶出政坛

             11月 “生野之变”尊皇攘夷派举兵，遭镇压

1864年 6月 幕府派往法国的池田筑后守使节团，交涉横滨锁港失败

             7月 “池田屋事件”

               8月 “禁门之变” 长州藩武装进军京都，与幕府军冲突

             9月 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攻击长州和下关炮台，派遣陆战队登陆

             12月 长州藩表意，恭顺幕府

（禁门之变）

上述一年半间，长州萨摩两藩为了贯彻“攘夷”，向列强开炮，遭到了列强武力回击。这些回击并不只是对于两藩的报复，而告诉日本朝野上下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攘夷在当时阶段是不可能的事情。

本来，长州和萨摩两藩通过强化本土产品保护并扩大贸易，重振财政，引入西洋先进技术以巩固自己的强藩地位。但攘夷战争迅速让日本人看到欧美诸强军事力的獠牙，以此为分水岭，两藩的攘夷论调很快式微，日本范围内有组织的攘夷运动也走向末路。

两藩各自与列强订立讲和条约，此后采取对英国等欧美国家积极融合的政策：即引进西方技术，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

（高杉晋作）

1865年1月，长州藩的高杉晋作首先向控制藩厅的保守派（门阀派）发难，为打倒保守派成立了奇兵队等各种武装组织。在此过程中伊藤俊辅（后之伊藤博文）等人火速赶来，组成藩兵正规军对战。最终高杉晋作这伙激进派（正义派）获胜，新体制选定木户孝允作为领袖。

当年4月，长州颁布新政策，一方面对幕府表示恭顺，但另一方面强化军备，所谓“武备恭顺”。高杉晋作使用“大割据”一词，来形容藩内的富强路线。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被拔擢为新军的顾问，急速整备军事以对抗幕府军。

萨英战争后，萨摩藩则由大久保伊藏（大久保利通）、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小松带刀等人实际控制。

通商条约获敕许

下关袭击中，列强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攘夷运动。1865年11月4日，获得赔偿金的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率9只军舰抵达兵库海岸。

这种“炮舰外交”的目的，是希望与幕府达成通商条约，逼迫后者开放兵库（即神户）港，同时大幅下调对这些国家的关税。

（帕克斯画像）

1865年7月，原英驻上海领事哈里·史密斯·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ES）到达长崎，接任奥尔科克英驻日公使一职。帕克斯赴日的首要使命就是要促成天皇敕命通商条约，另外令兵库开港。

帕克斯在中国呆过20多年，堪称中国通。在广东担任领事遭遇了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亚罗号事件”，作为殖民方面的代表与清廷抗争，一度被羁押，差点性命不保。然而正如帕克斯的一位下属评价，帕克斯身经百战，“有多一倍的豪毅，是不知疲倦、励精图治的人”。

德川庆喜在与家茂争夺将军失败后，任禁里御守卫总督，负责接招帕克斯。

当时德川庆喜要求朝廷尽快就兵库开港议题召开会议研究，并向公家（朝廷）用半威胁的口吻说，无论开港抑或敕许通商条约遭拒，联军将会攻占京都，日本属国地位亦将不保。

1865年11月22日，孝明天皇下谕：“条约敕许，开港不可。”攘夷主义者听闻天皇的谕旨，即以兵库为根据地，避免出现英法军队驻留的事态。

因为幕府提出财政有负担，支付长州下关之战的赔偿金和兵库开港均需延期，帕克斯趁机令日本方面承认新的关税条款，实际上扩大了不平等条约的英方权益。

“一会桑”的本事

与外交危机并行的是，长州作为朝廷之敌，遭受了朝廷的惩戒，即“第二次长州征讨战”。

1865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就征伐长州一事上京参内，得到了天皇谕旨“长之措置（意指征伐长州）众议既遂特宣”。但尽管传达该谕旨，大多数藩还是反感征讨带来的巨额军费，不愿意出兵。

然而到了11月9日，德川庆喜联合京都守护职兼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兼桑名藩主松平定敬再次向天皇请求敕许，征讨长州。为了得到敕许，庆喜几乎使用强迫手段，威胁道“（如果得不到）我们‘一会桑’集体辞职”。

（德川家茂画像）

“一会桑”是三人当时的姓氏“一桥”“会津”“桑名”取首字而成。文久三年的“8月18日政变”之后，虽然诞生了朝廷首脑和“参与”诸侯（松平春岳、伊达宗城、山内荣堂及上述三人）联合议事的机制，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任何效用。此后，“禁门之变”中“一会桑”取得天皇信任，实际控制朝廷。

尽管德川庆喜获得了天皇再征讨长州的敕许，但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却对此极为抵制，他认为既然长州此前道歉，三位家老已切腹，再行征讨一事有违公义。

第一次征讨长州的时候，萨摩藩响应幕府出兵；但第二次幕府提出征讨，西乡隆盛认为“不过是幕府和长州的私战”，转而拒绝响应。至此，曾经在幕府末期风云中敌对的长州和萨摩藩，逐渐相互靠近。

幕府内部的亲法派

幕府末期，美国结束了南北战争，一举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对日外交主导权。彼时英国连续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等，无暇顾及日本。

与英国爆发战争后，萨摩藩却开始亲英和开国路线，故而不满于指定开港地贸易和幕府独占的贸易模式。

帕克斯继承了前任的对日政策，即一边维持与幕府的关系，一边积极扩大贸易，接近主张后者的长州萨摩两藩的开国派。

（小栗忠顺墓碑）

但法国公使里昂·罗什（1809-1901）则与帕克斯针锋相对。这位罗什1864年4月正式就任法国驻日公使，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视号称当时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女王罗兰夫人的女儿作自己的“教父”，并认为对“自身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他曾在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服兵役，任过30余年外交官，属于真正拥有特殊经历的人物。

相对于萨摩藩逐渐亲英，幕府则慢慢依赖罗什，此时的罗什改变此前对日政策同英国保持一致的传统，反而持有自己的立场。英法这种政策对立的原因，乃是英国主张贸易自由主义，法国却希望通过幕府独霸贸易权从而单独令法国获利。

幕府内部迅速形成以小栗忠顺和栗本锄云为核心的亲法派，其中小栗忠顺历任外国奉行、勘定奉行、步兵奉行、军舰奉行等职，堪称逸材。任职步兵奉行期间，曾率陆军部队逼宫朝廷，强迫后者发布开国和亲的敕令，最终武装政变未遂。

1864年以后，幕府和法方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鉴于此，小栗忠顺希望尽速完成兵制改革，充实军备，为此他一心建设制铁所（造船厂）。仿造法国军港相关制铁所建设工事，建成了后来的横须贺军港。

幕府亲法之举，还不止以上那些。幕府向法方订购了16门铜制加农炮，刚巧在1866年再征长州前到货，令幕府方面大喜。

于是，幕府与法国迅速交好，以期借法国助力，一举打败长州。胜海舟此时为这一动向敲响警钟，“法国是饿狼，英国是饿虎”。从独立国家角度来看，幕府当时过分依赖法方，可能十分危险罢。

“死之商人”“喜爱政治”

早在1862年，幕府从加强海防角度出发，判断当时对船只需要高，故允许诸藩从外国购买舰只。1864年起，连续五年内，萨摩、熊本、佐贺、长州等藩从英国著名武器商手中累计购买24艘船，合168万美元。

1865年以后，日本的武器弹药类采购增加。其中，刚刚结束的美国南北战争中使用的小型枪支流入日本，经过英国中间商销售给萨摩藩名义，实则进入长州藩麾下。

（长崎的格拉巴园）

这里要介绍一位当时赫赫有名的苏格兰贸易商托马斯·格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他向幕府、萨摩藩和明治政府出售了大量武器和军备。在第二次长州征讨前，他运达了7000多支枪械，这些武器以萨摩藩名义购买，实际让渡给长州藩，大大助阵长州。这位苏格兰人当时在长崎开设了英国商会，通过舰船出口茶叶。1865年，幕府见识到萨英战争中大显神威的阿姆斯特朗炮，一举从格拉巴处订购35门。由此可见，格拉巴的贸易不分对象，绩效十分突出，这可能也是他被称为“死之商人”的原因罢。如今，长崎港为了纪念他，设立了专门的公园。

此外，格拉巴还积极参与政治，为与他交情不错的五代友厚等多名萨摩藩留学生秘密前往英国留学提供便利，同时还作帕克斯和萨摩藩之间的沟通桥梁。另与佐贺藩一起，开发高岛煤矿（1870年因为资金缺乏而停产倒闭）。后来，格拉巴自己也说，“（自己）属于德川政府的叛逆者中最叛逆的一个”。应该说，这位“喜爱政治”的英国商人在幕府末期的日本历史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