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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动乱和明治维新(七):“最后的将军”·最后的选择

德川庆喜卷土重来

1866年9月,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在与长州订立休战协议后,马上采购了大量武器军舰及军需品,也促成了从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契约。

接着,他一方面提拔永井尚志为若年寄(仅次于老中的要职),安排了一批重要人事;另一方面推进内政改革,特别是军制改革。

与法国公使罗什相谈,从法国请来陆军教官训练军队,创设常备步兵、骑兵和炮兵队伍。对内,德川庆喜实施事务分担制(内阁制),由不同的老中分管陆军、海军、会计、外务等领域政务。他还委托留学归来的津田真道和西周翻译国际法,提出行政机构近代化构想,即两院制议会政体。

(晚年德川庆喜)

此时的罗什深感没有天皇准许,什么事也办不成。故而向德川庆喜进言,“必须培养这个少年天皇,教育他统治天下之责在幕府。”

英国佐藤·欧内斯特等人组成外交团认为,德川庆喜是“我所见过的日本人中最具有贵族气息又出色的绅士”,公使帕克斯也对他好评并且抱有期待。

企图恢复幕府权力的德川庆喜,此时引起岩仓具视的注意,他提醒木户孝允“(这是个)不可轻视的强敌”,后者也认为“简直是德川家康再世”,用以提醒自己。

德川庆喜留下了穿着法国军服的照片,这被很多人指责为向法国过度倾斜,想让日本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法国政权更替,新任外交部长转变了对日政策,视罗什的内政干涉有问题,故而罗什在日本的影响力日益低微。

兵库开港暗斗

从现在回看过去,1867年,日本的政治焦点是兵库开港敕许和长州处分案两件事。

当年4月9日,德川庆喜请求朝廷敕许兵库开港。朝廷以孝明天皇仍存活,不能改变政策为由继续拒绝。4月26日,天皇裁可仍旧给予否决。有传闻说,这是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不希望庆喜得到敕许,而在幕后操作的结果。

与此相对,5月2日,德川庆喜在大阪会见帕克斯和罗什,承诺兵库将开港。这是幕府企图将外交权夺回的尝试。

6月25日,岛津久光、松平春岳、山内容堂和伊达宗城4位侯爵出席的朝议之席上,德川庆喜正式提出,对于朝廷敌人长州藩宽大处置,同时再次抛出兵库开港的敕许要求。德川庆喜半带威吓,使得朝廷抵抗意见完全落入下风,次日,朝廷敕许兵库开港。

“船中八策”与民主

但在上述一系列过程中,幕府将军向朝廷移交权力,也就是“大政奉还”亦进入正式阶段。

(船中八策)

1867年7月,坂本龙马被暗杀前,写出了“船中八策”,这是大政奉还的起点。坂本龙马当时在前往京都的船上,向土佐藩参政的后藤象二郎展示了新的国家构想,具体如下:

一、天下政权还于朝廷,政令应当出于朝廷。

二、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展公议以决万机。

三、公卿诸侯,以致天下人才,举其有能,并且赐官晋爵,以为顾问,另削有名无实之官。

四、广采公议以交外国,检讨规约以定其当。

五、复核古有之律令,撰定完善之法典。

六、扩张海军。

七、置亲兵以卫帝都。

八、金银货物等市易之事,应参照外国,定其宜当之法。

其中第二条所谓“议政局”并不是今天议会的雏形。而是指幕府从朝廷那里取得权力,朝廷不具体承担政权担当,议政局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发挥类似诸侯会议的公议政体之作用。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万机咸决于公论”的日本民主的探索。

《龙马风云录》

司马辽太郎有本畅销书叫《龙马风云录》。小说关于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引用一位西方学者著作中的话“坂本龙马提出的这些内容,为之后的日本注入了很多近代先进理念,这些理念在二十年间风靡日本。(船中八策)一扫老朽愚劣的旧制度,合理地重新编制了统治形态和商业形式,又提出创制国防军队等诸多内容……这些方略都探索了不凭借武力颠覆幕府政权而实现目的的可能性。

“明治维新的纲领,完全包含在坂本龙马的纲领中。一开始是1868年《御誓文》使用,后来1874年,又成为民选议员设立运动请愿之论据。”

船中八策虽然为孕育明治时代国家构想而诞生,但在当时局面确实抑制了举兵倒幕,促成和平的政权过渡。

土佐和萨摩的盟约

1867年7月23日,土佐藩与萨摩藩举行会谈,当时萨摩正积极练兵,准备武装倒幕。土佐藩派了后藤象二郎和福冈孝弟等4人,萨摩藩出席会议的则是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为会谈前后准备的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也列席会谈,“萨土盟约”就此诞生。

盟约也是建立在船中八策基础之上的。

继续明确提出“王政奉还自不必论,一国无二帝,一家不可二主”。

“天下大政全权由朝廷管理,皇国诸制度由上下议院组成的议事院决定。议事官由上至公卿、下及陪臣,公正选举产生。废止将军一职,降入普通封建诸侯之列。”

除了王政复古和公议政体之外,土佐藩并不打算武力讨伐德川幕府,与此相对,萨摩藩坚决主张打倒幕府、流放德川庆喜,他们的目标是将土佐卷入武装政变的队伍。

德川庆喜之大政奉还

土佐、越前等公议政体派不断采取措施,迫使萨摩、长州为代表的对幕府强硬派加速准备作战。

1867年10月15日,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访问长州,与长州藩主和木户孝允等人会谈。大久保利通已经决意在京都发动武装政变,特邀请长州亦派遣藩兵。此外,萨摩还与艺州藩(今广岛县西部)达成协议,如此萨长艺出兵协定出炉。

另一方面,此时的木户孝允在写给坂本龙马的信中把大政奉还比做一场戏,需要迅速准备包括作战在内的各种事项。上天的戏码就要上演了么?如此“狂言”非成功不可。

然而正在此时,德川庆喜突然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大政奉还。

(京都二之丸御殿)

10月29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起草大政奉还进言书,胜海舟、永井尚志等人也赞成其中主旨,德川庆喜接受了进言书意见,决意将政权交还朝廷。

1867年11月8日(庆应3年10月13日),德川庆喜召集在京40藩大名和重臣于二条城二之丸御殿主殿,传达了作“最后的将军”的决定。

到底为什么德川庆喜决意迈出大政奉还的脚步呢。难道真的觉得执政能力到达极限的幕府理应退场,把新政府彻彻底底让给天皇为首的朝廷么?还是说要在占据先机的萨摩长州逼宫之前,抢走所谓“倒幕”的大义名分,阻止萨长政权的形成?

抑或,他的算盘是,放弃将军一职,在土佐藩提出的所谓公议政体之下,凭借德川氏大领地和传统权威维持权力中枢呢?德川庆喜在晚年回忆录《昔梦会笔记》中对此说法予以强烈否认,这种否认可信吗?

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德川庆喜向朝廷提出的奉还大政的上表如下:

“当今,外国之交际日盛,愈益朝权(指朝廷之权威)不出而纪纲(指国家之统治)难立,故改从来之旧习,归政权于朝廷,广尽天下之公议,仰圣断,同心协力,共保皇国,必能与海外万国并立。”

尊重“公议”“保护皇国”“与万国并立”,这些关键词可说符合当时的舆论共识。但围绕由谁来推进这场改革,仍然产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直至引起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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