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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动乱和明治维新(二):攘夷到底是什么?

公武合体与皇女和宫

樱田门外之变发生后,德川幕府希望将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逐渐融合,于是提出“公武合体”政策。标志是希望作为政治婚姻,将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给将军德川家茂。

当时和宫已有婚约在身,幕府方面再三苦劝其“降嫁”(即下嫁),最终得到了孝明天皇的允诺,与此相回应,幕府承诺“七八年或者十年内‘破约(取消通商条约)攘夷’”。然而幕府究竟打了场空算盘。

1861年11月,皇女和宫从京都的御所出发,次年1862年3月在江户城举办婚礼。

婚礼前一个月,老中安藤信正登城途经坂下门外,路遇反对这桩政治婚姻的水户浪人袭击,安藤受伤,史称“坂下门外之变”。

随着针对幕府高层的袭击增多,幕府政权影响力逐渐式微,长州、萨摩两个最强的外藩渐而入主中央政局。

1861年,长州藩直目付(官名)长井雅乐公开与中央相左,提出主张开国的“航海远略策”。旨在使朝廷和幕府双双抛弃怀疑,学习外国长处,提高国力,进而制霸5大洲。

萨摩藩亦有所行动。1862年5月,藩主之父岛津久光(1817-1887)率领1000部众抵达京都。为了营造公武合体的态势,向朝廷上奏“幕政改革”,提出重新考虑人事任命,又与敕使一同前往江户。

幕府在朝廷派出敕使压力之下,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松平春岳为政事总裁。

至此,天皇恢复权威,任命幕府人事。另一面,朝廷地位上升,幕府式微造成了“敕命”大于天的局面。

政治舞台从江户移往京都,朝廷、德川幕府、豪强外藩3股政治势力争夺主导权的博弈正式展开。

“尊皇攘夷”之思

与“公武合体运动”并行的,还有“尊皇攘夷运动”。

当时所谓“攘夷”,将普通国民也包含在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由于开国,物价飞涨,使得国民萌生“怨恨欧美人之情”。其次,不少欧美人散布言论,认为“日本人是可蔑的、未开化的人种”(中村彰彦,『幕末入門』,中公文庫)。

就连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汤森·哈里斯也认为,日本近代化进程迟缓,属于“半开化”的国度,故而在条约的制订上,从未打算将日本置于平等的地位。

《国史大辞典》如此解释“尊皇攘夷运动”的词条:

“尊王论和攘夷论,原本都基于封建时代的名分思想,前者是指对于天皇这一名分制顶点的高度尊崇,后者指视自己为中华,而将他国做为夷狄加以排斥的思想。”

在江户后期,水户藩极力鼓吹这一思想,这其中又以会泽正志斋和藤田东湖为魁首。

德川光圀(1628-1700,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家康之孙)曾命水户藩编纂《大日本史》,从这位藩主时代始,水户藩即强势推崇“尊皇思想”,乃至诞生“水户学”。

会泽正志斋正是参与《大日本史》编纂者。1824年,英吉利的捕鲸船员大举登陆藩领地之时,他担任笔谈译员。次年(1825年),会泽著《新论》一书,论及对外危机下的国防政策,建议改国体,令天皇大权在握。

1858年日美通商条约缔结,使尊皇和攘夷有机会成为一体。

违反天皇意愿的敕命即是违反“尊皇”理念,通商条约亦不平等,故而要将幕府移到“破约攘夷”这条路上来——以此为背景,一场名为“尊皇攘夷”的政治运动正式展开,这场运动极大冲击了幕府,倒幕进入公开阶段。

1862年8月,上文提到的长州藩,改变“航海远略策”,领导倒幕各藩统一提出破约攘夷的口号。佩里黑船事件之后日本熊熊燃烧的对抗外国之心,被吉田松阴处刑事件激起,成为攘夷运动的先头军。

攘夷风暴狂卷

“斩异人”(杀死外国人)事件后,攘夷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1861年1月,汤森·哈里斯的官方译员亨利·胡思肯(荷兰人)遭江户城内的攘夷派浪人暗杀,幕府随即向牺牲者母亲赔偿1万美元。同年7月,水户藩浪人又袭击位于高轮东禅寺的英国领馆,造成多名官员受伤。

1862年9月,又发生著名的“生麦事件”。

岛津久光的队伍行至横滨生麦村,与英国商人团队擦肩而过并未下马,后者状告萨摩的藩士们“无礼”。

英吉利方面要求引渡相关犯人,并向幕府及萨摩藩索取赔偿金。当时幕府的外交方(相当于外交部)中,有一个人参与该赔偿要求公文翻译,他就是福泽谕吉。根据福泽后来所撰《福翁自传》记录,由于事态紧急,对于是否支付赔偿金,“在江户城内造成的轰动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影响”。

翌年(1863年)1月,长州藩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人又将在建的英领事馆付之一炬。

另一方面,在京都,尊攘派的志士和浪人频繁活动,相继斩杀公武合体派和开国派的公卿。公武合体运动中活跃的岩仓具视,也被警告“天诛”而离开宫中,不得不隐居。

长州联合朝廷内的强硬派,向幕府派遣敕使,强硬要求“攘夷断行”(无论如何也要攘夷)。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也无奈中决定一反常态上洛,这是继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以后,229年内头一回上洛。

1863年4月,天皇谕示:“为了攘夷成功要尽力”,随后为了“攘夷安民”,天皇亲临贺茂神社,参与祈愿活动。

文久三年(1863年)6月25日,德川家茂不得不打破“破约攘夷”承诺,幕府方随后向英吉利支付生麦事件的44万美元赔偿金,同时通告解除对各国公使的各项条约。

但围绕“破约攘夷”的行动和主张也有所不同。

历史学者佐佐木克所撰《幕末史》(千曲新书)指出,当时主张分为两派:一为强硬论,“要求不惜使用武力,以强硬姿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为稳健论,主张“力避武装冲突,寻求外交谈判解决争议,在难以全面废除条约前提之下,努力实现天皇希冀的‘横滨锁港’”。前者代表人物系长州一部分公家;后者则是松平春岳、山内容堂、岛津久光等人。

下关攘夷战和萨英之战

在幕府确定的攘夷期限之日(即6月25日),长州突然炮击穿越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两周后,法国军舰也享受同样“待遇”,再之后是荷兰的军舰。与此相对,7月16日,美军舰“怀俄明号”攻击下关炮台和长州军舰,作为报复;战斗的结果是,长州所有的三艘军舰不被击沉,即被重创。

(萨英之战——日本的鸦片战争)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南北内战时期。林肯发表解放奴隶宣言,葛底斯堡战争取得胜利。北军“怀俄明号”原本是为追击南军战败逃亡亚洲的军舰,结果听闻日本局势恶化,而奔赴过来。(古川薫,『幕末長州藩の攘夷戦争』,中公新书)

就在美舰只报复性攻击4天之后,法国亚洲舰队亦派出2艘军舰,以炮火压制长州炮台后,法军派出陆战队70人、海军180人登陆,在沿岸村庄放火。

攘夷战初战告负后,高杉晋作开始组建“奇兵队”,以抵抗外国军队名义募集民兵。

此外,8月15日,英国派出战舰7艘入侵鹿儿岛湾,作为对生麦事件的报复行动。萨摩藩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扣押并交出指定的暗杀者,支付赔款。战争一触即发。

萨摩藩受到英炮火猛击,鹿儿岛市中心被完全摧毁,所有炮台尽数毁坏;英方一名舰长被击杀,另有超过60名死伤者。萨摩藩不得不讲和,向幕府借款,支付赔偿金。

新选组之近藤勇

萨摩英国之战一个半月后,京都朝廷决定阻击长州藩的激进派。1863年9月30日,会津藩联合长州藩中主张公武合体的力量,成立联盟,共同弹压朝廷内激进尊攘派公卿。

联盟加固宫廷各门的防御,将激进派公卿困于城内,一网打尽。

三条实美(1837-1891)等7人,以“勾结长州藩,共同发布忤逆天皇意愿的伪诏”名义免职,流放长州。此所谓“七卿落马”。

幕府在尊攘运动最为盛行的1863年,抽调实力军,由负责拱卫京都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1835-1893)领导,成立“新选组”。组长近藤勇(1834-1868)出生于武州多磨郡,在江户牛込开设“天然理心流”道场。为保护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上洛,他在道场中为幕府广泛募集浪人,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教授土方岁三、学校校长冲田总司等人也参与其中。

新选组的存在,使得长州藩士和志在勤王的浪人们大为震动。1864年7月,近藤勇率人袭击位于京都三条的旅店“池田屋”,杀伤了其中的尊攘派浪人。此举激发了长州藩的斗志,极大了影响了历史进程,当时长州藩驻京都代表桂小五郎(即后来的木户孝允)也面临危险,紧急出逃。

四国联合舰队来袭

日本全境各地都持续暴发尊攘运动。

1863年11月,原福冈藩士平野国臣等人袭击了但马的生野代官所(“生野之变”),这次行动是为呼应“天诛组之变”:一群土佐藩士袭击了大和五条的代官所,但旋即被镇压。1864年5月,水户尊攘派藤田小四郎率领旗下“天狗党”,在筑波山举兵倒幕,但进军至越前,即遭镇压。

此外还有“池田屋之变”“禁门之变”(又称“蛤御门之变”)等多次脱藩倒幕事件。

8月24日,幕府正式发起讨伐,征讨目标是长州。接踵而来,9月5日,英国率法、美、荷共计派出17艘舰艇的联合部队攻击长州和下关的炮台。目的是迫使长州解封关门海峡。

此时,偷渡至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匆匆回国试图阻止列强攻击长州,然而与英国使馆方面的交涉并不顺利。

9月8日,长州败战,与联合舰队方面讲和。

长州派出高杉晋作作为谈判代表,由伊藤博文任翻译。根据联合舰队方面翻译员后来的传记,高杉晋作态度“极为傲然”。面对联合舰队方面提出赔偿300万美元的要求,高杉回复,长州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筹集如此多赔偿金。四国于是勒索日本朝廷,最终协议打开新的通商口岸。

长州和萨摩与列强的一番交战,让攘夷派认识到:“刀剑时代”已经终结,当时阶段靠武力无法攘夷。想要攘夷成功,只有开国以富强,再图与世界对峙。

对于幕府的征讨,萨摩派出西乡隆盛讲和,长州藩三名发动禁门之变的家老切腹自杀。至此,征讨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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